中越边界谈判往事回忆

作者简介    

李家忠 自1956年起，先后就读于北京外国语学院法语系、北京大学东语系和越南河内综合大学；1961年进入外交部工作，1994年3月至2000年7月，先后任驻老挝和驻越南大使。

1991年11月中越关系正常化以来，两国在诸多领域的交往与合作迅速扩大，互信增强，解决历史遗留的边界领土问题也取得了重大进展。我在外交部工作近40年，从20世纪70年代到2000年退休，有机会直接参与有关边界问题的谈判。

谈判的准备

1974年下半年，中越两国政府举行了关于北部湾划界问题的副外长级谈判。1977年至1978年，又举行了同样级别的陆地边界谈判。在这两次谈判中我均担任中国代表团团长的翻译。

为搞好这两次谈判，中方事先组成一个精干的工作班子，成员分别来自外交部亚洲司、条约法律司，公安部，总参作战部、测绘局和海军司令部。这些人后来成为了中国政府谈判代表团的固定成员。

▪ 作者与夫人在中越边界1号界碑前留影。图源：《中越关系四十年亲历》 

中越陆地边界是由中国清政府和法国政府在19世纪80至90年代签约划定的，是已定界。由于当时技术所限，条约文字记载和附图对边界线的标示均不够精确，再加上近百年来边界两侧地形地貌和界碑的位置都有了不同程度的变化，中越两国政府同意以中法界约为基础，参照现实情况，通过谈判重新确定边界线走向。

为了解决陆地边界和北部湾划界问题，中方工作班子需对“中法界约”有一个基本的了解。在很短的时间里，我们把中法界约的中文文本和法文文本搜集齐全，印刷成册，人手一本。

所谓“中法界约”，实际上包括1887年签订的《中法续议界务专条》和1895年的《中法续议界务专条附章》在内，总共有12个文件。为确保准确，我们还到北京图书馆查找了大量历史资料。图书馆领导听说这项工作直接关系到国家的领土主权，都极为重视，为我们提供了各种便利条件。有时深夜去找资料，对方也都热情配合。

图书馆根据我们的需要，把能够提供的约上万页资料全部复印出来，装订成册，无偿赠送给外交部，分文不取。我记得赠送当天，图书馆一位副馆长激动地表示：“对北京图书馆来说，还有什么比能够直接为政治服务更光荣呢！”

与此同时，外交部还派人到法国外交部图书馆，查找中法签约的相关资料。并请郑州大学一位历史学教授到北京，协助把我们理解的边界线走向标在一幅大比例尺的地图上。当时的知识分子正被视为“臭老九”，这位教授得知外交部请他帮忙，异常兴奋，感到无尚光荣。启程那天，郑州大学历史系的领导和多位教师到车站为他送行。后来，这位教授还把部分工作带回学校继续完成。

一天，教授打来电话反映说，学校军代表认为他完成外交部交办的工作耽误了劳动和拔草的时间，对此很有意见。我立即给军代表打电话说，边界谈判是重大的政治任务，希望学校能在时间上给予保证。军代表听说是“政治任务”，当即表示：“请放心，一定照办。”

▪ 1975年 广西南宁

1975年春，上述工作班子兵分两路，到广西和云南进行现场边界考察。我参加的是广西组，由我国前驻意大利大使沈平带队。广西壮族自治区领导对我们的工作极为重视，自治区党委书记、革委会主任韦国清同志亲自听取沈平大使的汇报。为了在人力上保证工作的顺利进行，韦国清同志当场决定补充任命两位自治区外办副主任，参加我们考察的全过程。

在两个多月的时间里，我们从广西西部起，走过了六县一市，即那坡、靖西、大新、龙州、宁明、凭祥（市）和东兴，对中越边界广西段的重点地区进行了现场考察。一方面进一步熟悉了界务，同时对如何解决一些地段的领土归属提出了初步方案。

谈判现场

北部湾划界和陆地边界谈判分别在北京东交民巷42号宾馆和台基厂头条三号宾馆（今外交部国际问题研究所）举行。中方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外交部副部长韩念龙。越方谈判代表团团长先后由时任副外长潘贤和时任常务副外长丁儒廉担任。越方翻译是时任越南外交部中国司专员阮庭榜。

现场布置得朴素、庄重。大厅中央摆有一张大谈判长桌，上面铺有绿色桌毯，两个代表团正式成员相向而坐。每个座位面前都放有带盖的茶杯，服务员事先把茶水沏好，谈判中间还酌情为每人添加。两位团长坐在中间，翻译坐在团长的右边，记录人员坐在后排。

开始时，双方团长说几句寒暄的话，然后分别宣读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各自阐述对解决两个问题的原则和立场主张。读一段翻译一段。尽管对双方发言时间长短未作规定，但一般都在30分钟左右。

双方商定互不交换发言稿，而是各自作现场记录。如有某些地方没听清楚，可以要求对方重复一遍，或在会后由双方工作人员对记录进行核对。

团长发言后，休会大约20分钟，各自就对方的发言进行背靠背的议论，研究如何进行评价。这时宾馆为双方代表团准备了茶点、水果和饮料。但大家都忙于准备下一阶段的评论，无心去品尝茶点。

当时中越双方缺乏相互信任，谈判的立场和主张距离颇大，难于靠拢，所以评论时基本上是互相批驳。到1978年两国关系进一步紧张，谈判中的用语更加尖锐和激烈，几乎每场谈判都是不欢而散。

中方曾试图通过会下的接触缓和气氛，加强沟通，希求谈判取得些许进展。为此曾安排过两场电影招待会，但那时除了样板戏，几乎找不出什么可供对外招待的影片。我记得放映的是动画片《大闹天宫》和反映阶级斗争的故事片《向阳院的故事》，具体情节早已忘光，只留下内容枯燥无味，既无故事性又无艺术性的印象。在当时两国关系的大背景下，很难通过观看电影达成有效的沟通。不久中越关系全面恶化，两种谈判彻底中断。

重大突破

1991年中越关系正常化以后，面对新的形势，两国都感到需要抓紧边界领土问题的解决。中方任命的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先后是时任副外长唐家璇和时任部长助理王毅。越方的代表团团长是时任常务副外长武宽。两国领导人确定了解决边界领土问题的原则，即“大局为重、互谅互让、公平合理、友好协商”，后来又公布了具体解决问题的时限，要求在1999年内解决陆地边界问题，2000年底前签订北部湾划界协定，从而大大推动了谈判的进程。

新时期双方谈判的突出特点是不再进行激烈的争论和批驳，而是本着务实的精神和坦诚的态度，寻求双方主张的共同点和汇合点。越方的团长武宽也很讲求实际。唐家璇担任外长后，中方由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毅担任团长，武宽作为越共中央委员、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未表示异议。

这一方面体现他并不计较双方团长级别是否对等，同时他也知道王毅是中国外交部的后起之秀，因此处处表现出对王毅的尊重，甚至当面请教王毅对东亚金融风暴的看法。两位团长相互尊重，关系融洽，也是促使谈判取得进展的重要条件。

1995年12月，我出任驻越大使。此后几年里，双方谈判进入了实质性解决问题阶段。

双方团长会议每年举行一次，具体问题均由下设的联合工作组来谈。国内考虑到谈判桌上难免会有争执和讨价还价，决定大使不参加直接谈判，以给大使留有一个做工作的回旋余地。

联合工作组谈判轮流在北京与河内举行，几乎每个月要谈一次。在河内举行时，大使馆要负责中方联合工作组的迎送和后勤服务，我也要参加内部关于谈判方案的讨论。

经过双方共同努力，到1999年11月底，陆地边界的问题已基本解决，仅剩下最后几个具体问题。为此，王毅部长助理于11月30日紧急赶往胡志明市，同越南常务副外长武宽就最后几个问题进行会谈。从晚7时开始，一直谈了五个多小时。我和我国驻胡志明市总领事胡乾文在总领馆焦急地等候。到午夜12时20分，车队回到了总领馆，我们二人跑上前去询问结果如何，王毅说：“都解决了。”我们都十分兴奋，心中的一块石头落了地。

▪ 1999年12月30日上午，中越陆地边界条约草签仪式在河内政府宾馆举行。图为两国政府谈判代表团团长、时任中国外交部部长助理王毅（前排左一）和时任越南外交部常务副部长武宽（前排左二）交换条约文本时握手。图源：《印支外交亲历》 

1999年12月30日上午，两国谈判代表团团长王毅和武宽在河内政府宾馆举行中越陆地边界条约草签仪式，并在条约附图的每一页上签名。由于条约和附图都是一式两份，附图又很厚，有100多页，每位团长在双方的文本和附图的每一页上都要签字，所以仪式进行了一个多小时，但大家都很高兴。

▪ 1999年12月30日下午，中越陆地边界条约签字仪式在河内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时任中国外长唐家璇和时任越南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图源：《印支外交亲历》 

下午，中越陆地边界条约正式签字仪式在河内国际会议中心隆重举行。我国时任外长唐家璇和越南时任副总理兼外长阮孟琴分别代表本国政府在条约上签字。越方出席仪式的有时任政府总理潘文凯、越共中办主任陈庭欢、主席府办公厅主任阮景营、政府办公厅主任段孟姣等多位高级官员。我方出席的有时任外交部长助理王毅、总参作战部长吕登明、外交部大使张愉、广西外办主任黄永强、云南外办主任彭仁东等。我和越南驻华大使裴鸿福也出席了签字仪式。

当晚越方举行盛大招待会，热烈庆贺两国陆地边界条约的签定。越南与我国接壤的六省省委书记和人民委员会主席（省长）都出席了。大家频频举杯，庆祝两国关系中的这件大事终于取得了双方满意的结果。第二天，越共中央总书记黎可漂会见了唐家璇外长，热烈祝贺和高度评价两国陆地边界条约的签订。

2000年12月，越南国家主席陈德良访华期间，双方在北京签订了北部湾划界协定和渔业合作协定。当时我已离任回国，但仍以前任大使的身份出席了江泽民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欢迎宴会。

当年参加谈判的故人

从20世纪70年代至今，已过去多年。

阮庭榜是越南外交部中文水平最高的人之一。上个世纪的两个问题谈判中，我和他分别担任各自代表团团长的翻译。双方团长的发言稿，均由我和他按照事先翻译好的稿子宣读；两国团长相互批驳时，也由我和他即席翻译。

当时我发现，不管现场气氛多么紧张，阮庭榜始终保持平和心态，既能准确翻译出越方团长的发言内容，又注意尽量不使用过于刺激的言辞。每次谈判结束告别时，他都用力地同我握手。

两国关系友好时期，每次越南领导人访华，我和阮庭榜也都有翻译任务。他的酒量很大，在宴会桌上尽管没有两人单独交谈的机会，但都设法用眼神示意，单独干一杯茅台。1996年春节是我出任驻越大使后的第一个春节，阮庭榜特意请我和大使馆几位同志到他家吃饭。

▪ 作者（右）与阮庭榜在越南政府宾馆合影。图源：《印支外交亲历》 

1997年香港回归后，阮庭榜被任命为越南驻香港总领事。临行前，我在大使馆专门为他和夫人饯行。我曾问他，当年谈判的气氛很紧张，为什么每次还那么用力地与我握手？他说，他相信紧张气氛是暂时的，两国肯定会重归于好。阮庭榜退休后，仍有好几次为越南领导人访华担任翻译。每次尽管时间和日程安排很紧，他都抽空打电话来问候。

2005年1月，我和夫人前往越南参加庆祝中越建交55周年研讨会，在河内逗留了一个星期，阮庭榜特意到饭店来看望我们，还请我们到家里作客。之后又托朋友给我带来精包装的越南咖啡。

我想，几十年来，作为中越关系演变的见证人，我们都为培育中越友谊作出了自己应有的努力，特别是在解决两国边界领土问题过程中付出了自己的心血和汗水。看到两国关系今天的顺利发展，他一定和我一样，都感到十分欣慰。

-End-

文字 | 《印支外交亲历》 

作者 | 李家忠

图片 | 除标注外源自网络

编辑 | 外交官说事儿 小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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